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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领跑废止劳教 专家:可转为强制隔离戒毒所(2)

作者:至尊 来源:世界搜集 时间:2016-01-01 阅读: 字体: 在线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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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荣文认为,虽然劳教制度如今被废止,但不能因此否定了它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发挥的积极作用。1955年中央出台第一份关于“劳动教养”的红头文件,而当时的收容对象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两种人,是指“肃反”中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留用,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人,具有鲜明的强制教育和安置就业的性质。在当时新生政权还不稳固,正处于百废待兴,失业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采取劳教措施安置这两种人,对于巩固新生政权,减少失业和社会不安定因素,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李荣文说,有的学者以“反右斗争”等政治运动的影响质疑劳动教养存在的合理性,并不全面。他说,劳教制度并非发端于反右斗争,即使在当时,“右派”收容数量在整个劳教收容中仍然是少数。广东省从1957年至1962年计收容劳教“右派分子”为1450人,而当时的收容人数达62855人;并且从1963年起已基本不再收容“右派分子”劳动教养。经过多次“评审”摘帽,1963年后余下仍在劳教场所的“劳教右派分子”已不足300人,而当时全国收容的“右派”劳教人员数量为3.6万。可见,反右扩大化对劳教制度的影响是局部的、短期的,不应以此全盘否定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劳教使用对象不定易致“冤案”

  在李荣文看来,劳教审批程序的不正当是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主要弊端。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劳教对象的审批权一直在公安手里,李荣文认为,这种审批程序是一种非公开而又缺乏制衡的内部审批程序,审批程序的“一家独尊”,为警察权的扩张和制度的可能被滥用埋下了隐患。

  “劳教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 李荣文认为,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不确定,更容易导致一些“冤假错案”和发生一些在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某部队文工团有个著名的歌唱家,因为倒卖水泥被劳教过。在“严打”时期,深圳曾出现过100多人被错送劳动教养的事情。李荣文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案例是,深圳3个市民在路边想搭顺风车,于是就拦截了一辆车,可这辆并没有任何警用标志的车却是警车,最后,这三个人因“妨碍公务”被送去劳动教养。

  期待出台《社区矫治法》

  李荣文在职期间,他先后去过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欧洲考察过“矫正制度”。在他看来,劳教系统内部的人士从来都没有无视过劳教制度的弊端。相反,他们一直都在努力做到与时俱进,包括创建文明监所,强调劳教所“教育矫治”功能,甚至加大劳教场所的开放程度。

  废止劳教制度,让已经安度晚年的李荣文看到了法治的进步,并为此鼓掌。在《决定》出台后,也有干部找到他,谈了对未来的担忧,作为一个从业40年的劳教工作者和老领导,他告诫现在的劳教工作者要积极面对改革,并期待广东在推进这项改革中担当“排头兵”。他对他们说,劳教制度虽然被废止了,但仍有很多事情等着你们去做。

  即便退休了,李荣文仍然为他所奉献了40年的劳教工作鼓与呼,他认可广东劳教人在管理上做出的许多探索和所积累的优秀经验。他期待《社区矫治法》的出台,并认为社区矫治的工作继续交由司法系统来承担。 编辑: 牟青

  【专家解读】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

  限制人身自由程序将更公正

  废止劳教制度的消息传出,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深感欣慰。10年前,还是广东省政协委员时,朱征夫就曾提议废除劳教制度。今年全国“两会”上,他提议设宪法委员会,建立宪法审查机制,再次“炮轰”劳教。??

  朱征夫表示,劳教制度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它的意义和作用,只能到那个特定的年代去寻找。朱征夫认为,这次中央作出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废止劳教制度,与之前所提出的适时停止使用不同,“停止使用,制度还在那里,废止就是制度也没有了。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凡。”

  劳教制度废止了,以前适用劳教处理的违法行为又该怎么办?在此之前,有学者主张直接废除劳教制度,用刑法中适用于轻罪的管制和拘役等刑罚方法加以取代,将现有劳教场所改造为轻罪监狱;也有专家建议保留和强化劳教制度中教育、感化和挽救的内容,在借鉴国外保安处分制度的基础上,将现行法律中分散规定的强制教育、强制戒毒、强制治疗和医疗监护等内容统一起来,制定一部较完整的行为矫治的法律。

  在朱征夫看来,轻微的刑事犯罪按刑法处理,现有的劳教场所则可以改成轻型监狱或戒毒所。对于有轻微违法行为的青少年,可以适用“违法行为矫治法”——就是给予一定的处罚,但不关押到特定的场所,而是由社区的特定的工作人员如社区民警、司法工作人员,一起进行教育。

  朱征夫认为,不管何种主张和建议,都要求以法律取代行政法规或规章,使其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有合法的依据;用时也要求以司法审判程序取代行政决定程序,使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序更加公正。

  【相关链接】

  劳动教养制度沿革

  1955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下发《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示》规定,对当时的肃反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这是我们国家出台的第一份有关“劳动教养”的红头文件。

  1957年8月1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出台《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

  1961年4月,公安部制定《关于当前公安工作十个具体政策问题的补充规定》。依据该《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是两年到三年,由劳教机关“内部掌握”,只在收容时向本人及其家属宣布;对表现不好的劳教人员,可以延长劳动期限。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劳动教养制度停止实施。一部分劳教人员被释放;一部分劳教人员被转移到监狱、劳改队,当作罪犯进行管理。在此期间,“牛棚”是右派分子的劳教所的别称。被关入“牛棚”的人,人身自由、言论自由都受到严格限制,并被强制劳动。

  后来,劳动教养制度几经补充和修改。到1982年1月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劳动教养制度试行办法》时,劳动教养制度中断10年后重新启用。此时劳动教养的对象已经被调整为:“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此时的劳动教养已经完全没有安置就业和品德教育的内容,而主要是对轻微违法行为的处罚手段了。

  此后,劳教制度贯穿整个新时期。今天,各地劳教委签发的劳教决定通知书,引用的仍然是这些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