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至尊国际游戏娱乐平台

重返大堡1960:少年劳教往事

作者:至尊 来源:世界搜集 时间:2016-01-02 阅读: 字体: 在线投稿
广告位

  峨边大堡的山林,彝族向导冉拉阿布拨开灌木,几排土堆出现在密林深处的山腰间。“这是坟头,看,这个明显,还有那条沟……”

  阿布一边说着一边从山坡走下。童年放羊时,他曾误入这片荒野。这些坟堆既无垒砌,也无墓碑。有乡亲在这里看到暴雨冲刷出的白骨。阿布听老人说,那里匆匆埋葬的,都是十几岁的小孩。

  李世元老人穿过树丛跟着我们走来,墓地的荒芜展现在他面前。53年前,他还是孩子,也差点埋葬于此。那时候他只有十三四岁,因为跟着大孩子偷公家废铁,在此接受“劳动教养”。

  如今李世元这样的幸存者已经很难说清,在1959年到1961年的饥荒年月,究竟有多少孩子被埋在这里。人们只记得,粮食最困难的几个月里,每天都有孩童尸体被运到这里。由于死的孩子太多,最后只好浅浅挖个坑,匆匆埋下。存放尸骨的山坡,土堆一排接着一排。

  对于可与夹边沟并称的右派劳改农场沙坪农场,这些“大堡小劳教”的故事,只不过是无数悲惨故事中的一个插曲。如果不是独立导演谢贻卉三次前往大堡拍摄的纪录片《大堡小劳教》,世人不会知道这些即将被带入坟墓的陈年往事,而我也不可能与当年的“小劳教”李世元一起重返大堡。

  从成都出发前,纪录片导演谢贻卉讲了很多镜头外的故事。在她重返大堡前,有个画家朋友提起大堡:“大堡的山很美,有一股浑古之气,野性之气,氤氲之气,它太适合画水墨画。秋天一列气势雄伟的雪山横亘于眼前,再往里走,竟然在白云中跃出一大片斑斓的红叶。”

  后来,我跟着李世元坐在前往大堡的大巴车上,发现没有秋叶、雪山,这山间壮美依然。李世元无心再看风景,山路颠簸,他难受得晕车呕吐。53年前,这条路通向死亡——谢贻卉在纪录片结尾使用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旋律,那是郭沫若在1950年填词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童声,合唱,轻快,朝气。

  继承

  重返大堡前,我在成都的温江区找到李久弟。经过几十年人生曲折,他回到儿时的庆丰街小学,在街对面开了一家照相馆。在网上看到谢贻卉的纪录片,他说,他也是大堡孩子中“极具典型性的代表”。

  成为“反革命”那年,李久弟8岁。

  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他不知道这3个字意味什么。直到长大成人,他才终于明白,那代表着永远无法改变的命运。

  1955年,他家街对面那间小学里,校长突然对他说,“你明天不要来了。”后来公安局的人告诉他,因为他写了反动标语。

  李久弟不知道那时候学校里出过什么“标语”,他继承了父亲的“反动血统”——父亲李柏筠曾任民国时期温江县参议会副参议长。

  李久弟记不清是哪一年,父亲被宣布“下落不明”。有人说父亲躲到了山里,有人说父亲在叛乱中被打死。公安局的人也曾找他打听:“你老汉儿(父亲)回来过没有?”

  “可这些跟我又有什么关系?”父亲两个字,让坐在我面前的李久弟再也没能控制住情绪,泪水在眼睛里打转。1950年后,他再没有见过那个男人。父亲在他脑海里只剩下模糊的画面。那时他感冒睡在床上,父亲把蚊帐拉开:“幺儿(四川方言:小儿子),你好了没?”

  父亲失踪,李久弟的命运在195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各省市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中有了安排:“肃反中被审查的,不够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而政治上又不适合留用,把这些人集中起来,送到一定地方,让他们替国家做工,自食其力。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的洗脑工作。”随后《转批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意见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中写道:“某些直系亲属在土改、镇反和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杀、被关、被斗者的家属……可送劳动教养。”

  本该小学毕业那年,11岁的李久弟被街道的人叫回学校。那天,学校礼堂里坐满了人。有人喊:“把写反动标语的李久弟抓出来。”于是,两个彪形大汉把他拎了起来。

  他被关进温江公安局看守所,编号“5号”。牢里的犯人凑过来问他:“小弟娃,你撒子事情呦。”他“不晓得,只晓得哭”。不久,李久弟的年龄被改为13岁,送到成都市致民路新村4号。

  致民路新村4号曾是全省蒙冤“右派”被送去劳动教养前最后一个中转站。李久弟第一次见到了“中国式整人”和“人性的滑稽”。成年“右派”被要求不停地开检讨会,相互揭发,“你攻击我,我攻击你”。

  中转站的小孩里,除了李久弟这样的“小反革命”、流浪儿和小偷小摸的孩子,也有家长因家境贫穷或孩子淘气,主动把子女送去劳教。在当时,这被说成是一条活路。那时政府的公信力让家长相信,把孩子交给国家教养是最好的出路。孩子们也听信大人的说法,大堡“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一座“花果山”。

  在中转站待了3个月后,李久弟和那些右派一起,被送到峨边县的大渡河边。

  红太阳

  如今要从成都前往大渡河边的峨边县仍是件麻烦事。每天成都直达峨边的只有两列火车,快车4个小时,慢车要多一倍时间。如果错过,就只能乘两小时的大巴借道乐山,再转车两个半小时到峨边。

  “右派”沈启余的记忆里,1958年,他们是被架着枪的军车送到峨边的。那时候,沈启余思想很“左”,坚信反右的正确性,而他只是无数“正确”中被冤枉的一个。

  转道乐山市的途中,我见到了沈启余。在被打成“右派”以前,他曾是航校的一名军官。直到1957年6月,在毛泽东亲自指示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全国随即展开大规模 “反右”斗争。

  1957年8月3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劳动教养正式成为一项法律制度——这一“决定”埋下的问题直到新世纪仍不断显现。很快,四川全省上万名右派被集中在峨边沙坪农场接受劳教,开垦荒山。

  当年同为“右派”的林宪君曾是省团校教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校领导为完成“反右”指标,撬开他锁日记的抽屉将他“上纲上线”打成右派。校领导也没想到,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怎样的命运。

  右派们在大渡河边停留一天,然后前往沙坪农场设在山上的大堡作业区开荒。那段崎岖山路,我和李世元坐汽车走了一个半小时,在那年月,只能步行走上一两天。

  1959年底,大部分成年右派撤离,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设5个少年中队开垦荒山,每个中队编制四五百人。林宪君、沈启余被留任“大组长”。李久弟这样的小劳教,则被从其他少年中队集中到大堡开荒。后来饥荒年月,小劳教们不断死去,仍有孩子被补充进来。

  在沙坪农场最初的日子里,“小劳教”和“右派”们每顿饭还可以分到茶杯口大小的苞谷饽饽,后来农场拨下来的粮食越来越少,就只剩下“透亮得像镜子一样”的米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