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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小林:华北革命根据地是如何动员农民参军的?

作者:至尊 来源:世界搜集 时间:2015-11-24 阅读: 字体: 在线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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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深入华北乡村,动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参军,这是中共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在传统的革命史叙事中,中共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教育农民,使得革命规则取代乡村社会的规则,规范着农民的行为,进而促使农民支持中共革命,积极响应中共的参军动员。然而,历史面貌远比经典的革命叙事复杂。事实上,农民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所形成思想意识和行为准则,虽然可能因外来意识形态的冲击发生形变,但其本质很难发生变化,因此,乡土社会的规则有着根深蒂固的稳定性。在华北根据地,不管是从事动员工作的基层干部,还是被动员的对象——农民,都来自乡村社会,相对于革命的行为规则,乡村社会的规则更为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华北革命根据地的参军动员,主要遵循着乡村社会的规则。

  一、基层干部对政治动员的困惑

  作为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党,中共坚信自己政策的正义性,认为只要实施满足农民利益的政治经济改革,对农民进行政治动员,培养其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农民的参军意愿必然提高。因此,在猛烈的政治经济改革背景下,中共要求基层干部对农民进行耐心细致的政治动员,相信阶级意识逐渐觉醒的农民会因此自觉自愿地参军:

  我们的战争是爱国自卫战争,是为保卫土地改革而战,是为消灭吃人的封建剥削制度政治制度而战,是为保卫人民群众的家乡田园生命财产而战,是为摆脱殖民地的命运,为独立的,幸福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而战,因此,他的性质是人民的战争,是人民革命的战争,人民群众责成其所最信赖的政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这个战争,并相信他一定能把这个战争领导到胜利,而人民群众自己,则又在党的领导下,无限的贡献其人力物力——坚决拥护与支援这个战争。战争的这一特点,就决定了参军运动的方式就必须是政治动员。

  那么,什么是政治动员呢?

  所谓政治动员,就是既相信群众能够参军,而又要领导群众,提高群众,自愿参军。要教育群众提高群众,启发群众的这种自觉性,就是说要用政治动员的方式,向群众说明这个战争的性质、目的、前途,与群众自己的关系等等,这就说启发与引导群众,从不自觉到自觉,依靠人民,群众的这种自觉、这种饱满的政治情绪,去踊跃的报名参军。凡是这样做了的,就能够完成任务。

  由此可见,中共对农民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觉悟非常乐观,认为只要基层干部向群众说明战争的性质、目的、前途及其与群众的关系,群众就能踊跃参军。

  作为一种社会分类的方法,阶级分析理论是一种舶来品,它对于普通农民的影响,远逊对革命精英的影响。事实上,农民对于社会有自己的分类标准和模式,他们对外来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理论更多的是懵懂不解,甚至抵触。一位从事民运工作的基层干部在对农民进行政治动员时遭遇的困惑,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抗日战争爆发我到陕北去,在陕公(陕北公学)学习社会科学,革命的狂热使我崇拜工农,把接近工农当作荣耀。在课余时间,我总是找本村的农民拉话或帮助他们做活,起初他们总不愿和我多谈,或者光是我问他答,否则就静默了,这使我有点惘然。后来我才知道我谈的他不感兴趣,我爱讲共产主义社会,讲苏联,讲大资产阶级两重性等。多次他们回答:“你讲得好,我懂不下。”“讲的好,我记不下。”同时口音不对,每次说的话郑重其事(农民感到拘束),时间太长(耽误他的活),这都是失败的原因。当我改变了谈话内容(说家常事,与他们现时利益有关的事),并一面帮他们做活一面谈,或谈一阵正经的,就闲扯一会有趣的事,同时学会他们的口音,这样慢慢的他们就对我们非常亲密了。但是从这些零星的接触中,这些农民都很平凡,都不像革命书籍中描写的那样伟大和值得崇拜。同时在生活上,我总觉得他们太脏、不卫生,有一次我帮助一个农民收麦子回来,他用黑□的手抓“活涝”一碗,硬叫我吃,我无论如何也挣脱不开,我一面勉强的下咽,一面忍不住的作呕。总之,这初期的接近工农在心理上多少感到勉强。我在山西见到的群众,他们在阎锡山长期统治奴役下变得愚昧,自私胆小,怕死……看见我们就躲开,他看见枪和刀就害怕。你借他的房住或用他的家当,他不肯,他设法藏起来。你要叫他办事,如果不吹胡子瞪眼使威风,他就不认真给你办。当时很多和我一起做民运工作的同志时常气愤,觉得这些群众真是“奴隶性”。1940年,我到平定去帮助扩军工作,任凭你怎样讲他就是不去,他宁愿忍受艰苦的生活,也不愿当兵,他愿意花钱就是不出人。这些事情自然在当时也曾引起我心中的苦闷,因为这些群众和革命书籍上所描写的群众很不一样。

  在中共经典的阶级分析理论中,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具有天然的革命性,然而,农民的真实状态和经典形象有着太大的差别。这段回忆为我们传神地展现了农民的真实状态。农民对外来的革命术语——苏联、共产主义、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感兴趣,虽然革命的理论很好,很玄妙,但他们“懂不下”、“记不下”,他们只关心跟自己眼前的利益,他们不关注动员者的革命道理。农民对于革命更多得表现出的是“胆小怕事、自私和奴隶性”。总而言之,多数农民“都很平凡,与革命书籍上所描写的群众很不一样,都不像革命书籍中描写的那样伟大和值得崇拜” 。

  传统观点认为,中共通过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赢得了贫苦农民的支持和认同。然而,农民对于财富、利益、道德、社会分类等有稳定的看法,他们的观念或许因强力的意识形态教育而隐匿,但难以彻底地消失。1943年晋察冀平被区的减租斗争中,有些农民认为:“受罪挨饿是命里注定的。减租也顶不了受罪的命。” 1947年6月,冀中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学员讨论时,有学员认为:“地主的地也是一滴血一滴汗挣来的,人家的肉吃在咱的肚子里是不对的。”“没穷没富,过着没劲了。”面对中共忆苦思甜式的参军动员,不是所有的农民都热情高涨,很多农民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抵触。1947年3月,冀南参军动员中强调引导农民进行良心检讨,有的青年说:“你不是说俺分了地,不参军就是没良心吗,俺情愿不要地,俺也不参军。”有的群众说:“这还不如不分地哩,分了二亩地把俺孩子分了去啦!”有的则将分得的文契送回。1948年9月,宁城扩军,“贫农强调家里离不开不去当兵,动员的紧了就给两个字的回答不去,或者就不见面了,如说‘你分了东西应该去’,他说‘我还退回去。’”由此可见,在动员农民参军时,“革命既然解除了农民苦难,农民就应该积极参军”的逻辑并非处处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