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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克:欧洲危险的多元文化论

作者:至尊 来源:世界搜集 时间:2015-12-17 阅读: 字体: 在线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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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力量会吸引数千年轻欧洲人走向圣战和暴力?是什么力量引导了四千人长途跋涉,前往叙利亚为所谓的伊斯兰国(ISIS)作战?又是什么力量推动欧洲公民加入到上个月人们在巴黎目睹的那种野蛮杀戮当中?

  惯常的回答是,他们变得“激进化”了,在这一过程中,那些捍卫仇恨的人将极端暴力主张灌输给了敏感脆弱的穆斯林。这一激进化论证包含四个宽泛的要点。首先是断言,一些人成为恐怖分子是因为他们学到了某些极端主张,这些主张通常有宗教上的论证。其次,这些人学到极端主张的方式不同于学到其他极端或相反主张的方式。再次,由不满引发,到宗教上的虔诚,到接纳激进信条,再到恐怖主义,这其中存在一个传递链条。第四是坚称,一些人之所以易于接受这样的主张,是因为他们几乎无法融入社会。

  这些假定构成了欧洲内部反恐政策的基础,问题在于,它们是错误的。

  比如,很多研究显示,那些被吸引加入圣战组织的人士并不一定是被基本教义派的宗教主张所诱惑。一项由英国军情五处(MI5)于2008年进行的有关极端主义的研究遭到媒体曝光,该研究注意到,“相当多卷入恐怖主义的人士远非虔诚的狂热分子,他们并非定期参加宗教活动”。

  也绝少有证据显示,圣战分子学到极端主张的途径与其他类型的组织有不同,即便惯常的看法间接表明,他们的意识形态源自仇恨鼓吹者之类人士,而其他激进主张形成于不同的环境。英国智库“平民”(Demos)的“暴力与极端主义”项目负责人詹米·巴特利特(Jamie Bartlett)认为,这样的恐怖主义“与其他主要由愤怒年轻人构成、反文化的破坏性组织共享很多相同的主张”。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在人们的激进主张与圣战暴力之间存在直接通道。2010年的一份英国政府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传递链条这个命题“似乎既误读了激进化的过程,又赋予了意识形态因素不恰当的份量”。

  最后,有相当多的证据显示,那些加入圣战组织的人士绝非几乎无法融入社会,至少从融入社会的传统意义上看是这样。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Queen Mary College)研究人员对英国圣战者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支持圣战与社会不平等或糟糕的教育无关;相反,被吸收到圣战组织中的人士,年龄为十八到二十岁,来自富裕家庭,在家中讲英语,受教育水平较高,通常为大学水平。该研究认为,事实上,“年轻、富裕、正在受教育”,“均为危险因素”。

  从某种程度上讲,上述有关激进化的论证看待圣战者成长经历的方式是由后向前。其出发点是,圣战者事实上已到达他们成长旅途的终点:他们对西方愤怒无比,看待伊斯兰教的方式是黑白混合的;并假定,这些就是他们之所以是目前那种状态的原因。吸引年轻人(大多数想成为圣战者的年轻人是十三到十九岁或者二十来岁)转向圣战暴力的是对身份、意义、归属感、尊重的追求,而这些东西远远无法被清楚界定。就他们被社会疏远而言,那也不是因为圣战效仿者在不通当地语言,或无法领会地方习俗,或是与社会上其他人士绝少交流这样的意义上来讲几乎无法融入社会。实际存在的疏远方式多得多。

  忧惧

  当然,表达疏远和忧惧毫无新意可言。年轻人对身份和意义的追求是陈词滥调。如今不同的是这样的疏远和追求所发生的社会背景。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日渐分崩离析的时代,很多人在其中特别感受到与主流社会机构的脱节。

  一个土生土长的圣战分子之生成,真正的源头并非激进化,而是这种社会断裂,一种对西方社会的疏离感和不满感。正是因为已经拒绝了主流的文化、理念和准则,一些穆斯林才去追求其他世界观。很多圣战分子的崇拜者或者是伊斯兰教的皈依者,或者是相对较晚些时候才找到自身信仰的穆斯林,这并不令人惊讶。在这两种情形下,对其他廉价信仰的幻灭,推动他们走向了极端伊斯兰主义那种黑白混合的道德准则。也就是说,问题不是被“训练”或者“灌输”,而在于丧失了对主流道德体系的信念,并寻求其他替代性主张。

  与主流社会的脱节当然并不仅是穆斯林的事情。如今,对政治进程的幻灭感广泛存在,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失语感,一种对主流政党和教会、工会这种社会机构似乎都无法理解他们的关切和需求的绝望。

  所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塑造了年轻人——不只是那些穆斯林背景的年轻人——体验疏离感的方式,以及他们能够行动起来加以应对的方式。过去,这种对主流的不满或许已经引导人们——当然是在欧洲——加入包括极左翼组织、劳工运动组织和反种族主义组织在内的运动团体,以寻求政治变革。这样一些组织为理想主义和社会不满赋予了政治的外形,以及一种将不满转化为社会变革的机制。

  如今,这样的政治运动和组织,似乎可以如同主流机构一样失联。这部分是因为,在过去两百年的大多数时候凸显政治活动特色的那种宽泛的意识形态分界线,已几乎被抹去殆尽。左右之间的区别已变得不再那么有意义。劳工组织和其他机构的弱化、集体意识形态的衰败、市场向日常生活诸多角落和缝隙的扩张——所有这一切都助力形成了一个在社交方面更加碎片化的社会。

  随之,身份政治变得愈发凸显;碎片化鼓励人们从愈发褊狭的种族或者文化角度界定他们自身。旨在融合少数民族的公共政策只是帮助加剧了这一过程。今次巴黎袭击事件发生后,很多评论人士坚称,至少部分责任必须由法国那些“主张同化”的社会政策来承担;他们断言,那些社会政策未能融合穆斯林,并且制造出了一个更加分裂的社会。言下之意是,更多考虑到法国社会多元性的社会政策原本会更好地服务于法国。

  其他人士回应说,指责法国的社会政策没有多少道理。即便比利时的社会政策相较于社会同化的主张在文化上更加多元,比利时,特别是布鲁塞尔的莫伦贝克地区(Molenbeek),还是成了圣战分子的滋生地。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法国的社会政策也无法解释英国本土圣战风潮形成的根源。2005年,正是在伦敦,针对这座城市交通系统发起的欧洲首次自杀炸弹攻击造成五十二人死亡。发动炸弹袭击的四人中有三人在英国出生,另外一人自儿童时期就在英国抚养。

  这一有关社会同化对阵多元文化的争论并不新鲜。过去二十年间的大多数时候,法国的政客和决策者都在谴责英国的多元文化策略,他们警告说,这样的政策是在制造分裂,并且未能形成一套共同的价值体系或者国家意识。他们认为,结果是,很多穆斯林被伊斯兰主义或者暴力所吸引。如今,很多同样的质疑已被用于评价法国的社会政策。

  成问题的政策

  从某种程度上讲,双方都是正确的;法国的社会政策问题多多,已助力形成了一个更具有分裂性的社会。但多元文化政策也是这样。长期以来,政客和决策者们争论这两种策略之间的不同,但忽略了其间的相似之处。